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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永萍
笔者近几年在各地农村调研，惠城开荒保洁13825404095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在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开始回归家庭。她们回归家庭主要是为了照顾小孩，方式有两种：一是陪读，二是将小孩带到丈夫打工的地方照顾，丈夫打工，自己照顾小孩。
中国传统的家庭分工以性别分工为主，即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家庭之中度过，她们要负责操持家务、照顾小孩、照料老人，而外出挣钱则是男性的职责。
传统时期年轻女性以家庭为中心，一方面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打工机会有限相关。而从打工经济兴起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外出务工机会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也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市场”。此时的家庭分工是以代际分工为主，即年轻的子代外出务工，年老的父代在家务农和照顾孙代。
而近年来，年轻女性开始逐渐有回归家庭的趋势，这一现象虽然在各地农村还不是特别普遍，但仅仅是这个现象的出现，就表明农民家庭在面对市场时开始出现新的分工模式。因此，总体来看，年轻女性经历了“以家庭为中心—走出家庭、进入市场—回归家庭—再次进入市场”这一过程。
一
年轻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照顾小孩，为了孩子的教育。近年来，农村家庭对小孩教育确实越来越重视，陪读现象在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部分地区（如湖北巴东、秭归）中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以上。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自然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家庭中谁来作为教育的主体？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0年左右，打工经济进入高潮期，这一阶段一般农村家庭的家计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此时，照顾孙代的任务主要是由爷爷奶奶完成，“留守儿童”问题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潮。
同时，农村家庭也看到了爷爷奶奶带孙代所带来的弊端，因此，有条件的家庭都倾向于由年轻的父母自己带小孩。这一任务主要由年轻女性来完成，爷爷奶奶有时是作为辅助力量，帮助媳妇一起带小孩。当然，年轻女性能够回归家庭也与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关。
武汉黄陂农村的一位年轻媳妇对养育小孩的问题发表了如下看法：“现在的小孩一般都是父母自己带到身边，爷爷奶奶带得少，最多带到上幼儿园，没有完全把孩子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的。现在的小孩，爷爷奶奶也管不了，父母该管的时候会管，爷爷奶奶永远都是溺爱，顺着孩子。‘80后’的年轻父母都不喜欢爷爷奶奶带小孩。
现在（年轻的）女的蛮讲究，讲究卫生，一般都是爷爷奶奶打工，年轻媳妇带小孩，二十几岁的也自己带。小孩教育是最关键的，年轻人和老人的教育思想不一样。”可以看到，对小孩教育的重视成为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主要动力。但从区域比较的视野来看，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具体机制和逻辑有所不同。
二
笔者在武汉黄陂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年轻人主要在武汉市内（汉口较多）务工，年轻女性一般是将小孩带到城市，丈夫打工，自己带小孩，有的女性在带小孩的间隙还能打一些零工。而中老年父母有的是辅助媳妇带小孩（如到城里接送小孩上下学），有的则是自己打工。很少有年轻女性在村子里单独带小孩，这主要是由于乡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不好，农民都想把小孩送到城镇接受更好的教育。
与一般中西部农村有所不同，武汉黄陂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大，这主要是源于当地处于大城市近郊的区位优势，就业机会很多，能够吸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劳动者就业。尤其重要的是，中年妇女在附近工业园或蔬菜种植基地也有就业机会，因此，在年轻女性回归家庭之后，家庭劳动力形成了新的配置，即年轻男性和中年父母都在城市务工，年轻媳妇以带小孩为主。充分的就业机会以及新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形成，使得当地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在湖北巴东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除出于对教育的重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的中年父代不愿意带孙代。巴东农村属于原子化地区，与川渝农村类似，代际关系相对独立，代际责任相对有限。父代对子代的责任只限于抚育和帮助子代结婚，甚至连结婚都主要是子代自己的事情而非父代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带孙代更不是父代刚性的人生任务。
虽然当地也有很多父代帮助子代带小孩，但他们很清楚这并不是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此外，带孙代所花的费用都是由子代自己承担，这一点也与其他农村有所不同。
巴东赵村的赵叔生于1955年，有一儿一女，儿子36岁，女儿31岁，都已婚。儿子在四川成都打工，媳妇与儿子一起，但并没有打工，而是在那边带孙子，孙子9岁，上小学。当问及为何不把孙子带回家里时，赵叔说：“我不愿意，因为接送不行。星期天要送去学校，周五要接回来，我没有车。儿子倒是希望我带回来，现在这样他肯定有点不高兴，但不高兴也没办法。我们这里的小孩50%以上都是父母带出去自己带，留在家的很少。”
赵叔的儿子打工一个月赚三四千元，刚好够一家三口在成都的消费，没有结余。对于爷爷奶奶是否应该带小孩，赵村60多岁的王景明有如下看法：“孙子，我愿意带就带，不愿意带就不带，看儿子对我的态度，对我们尊重一点，我才带。父子关系也是和外人关系一样，父子之间合作得好，就可以给你带，合作得不好，就不给你带，你自己请保姆。你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养，不能强迫我带孙子。养儿养女、对父母尽孝是我的义务，我母亲92岁，现在瘫痪在床两年左右，我和老大一人照顾五天，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没有怨言。但是带孙子不是我的义务。有的媳妇，你给她带孙子，她还说你没给她带好。老人带孩子没那么讲究，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媳妇就要发脾气。我给你福利，还倒受气？60岁了，按国家政策，该退休了，我把你养这么久，该退休几年了。你（儿子、媳妇）对我好，我尽力而为，对我不好，我就不带。儿子结婚了，有家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可见，对于巴东农村的农民而言，父母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带孙代。
在巴东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直接原因是对子代教育的重视，当地农村大多数家庭的小孩都有人陪读，但问题在于，为何不是由爷爷奶奶陪读？
爷爷奶奶陪读，就意味着两人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基本脱离生产，周一到周五都要到乡镇陪孙代读书，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因此，爷爷奶奶陪读直接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收入。对于年纪较轻的爷爷奶奶来说，他们还有机会在县城或乡镇附近务工；而对于年纪较大的爷爷奶奶来说，他们在村里要种地和养猪，养猪需要花费很多人力，一旦有一个人陪孙代读书，那么另一个人很难单独完成务农和家务工作。
以前不用陪读时，爷爷奶奶照顾孙代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对自己的农业生产和收入影响不大，因此问题还不凸显；而当前陪读现象兴起之后，很多爷爷奶奶都表示不愿意带孙代，因为带孙代意味着要去陪读，陪读就意味着会影响自己的家庭生产和家庭收入。因此，在有限的代际责任之下，巴东农村的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回归。
在山西忻州农村，同样出现了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现象，并且也是以陪读的形式表现出来。她们陪读表面上也是为了小孩的教育，但实际上是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稀缺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带小孩成为其躲避劳动、不工作的“正当借口”。
而男性及其家庭都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否则年轻媳妇很可能会提出离婚，这对于男方及其家庭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可见，忻州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更多是为了个体的享受。
对比黄陂、巴东、忻州这三个地区，可以发现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同。在武汉黄陂农村，由于就业机会较多，因此可以吸纳家庭内部几乎所有的劳动力就业，在此情况下，虽然年轻的媳妇没有打工，但可以通过婆婆打工来弥补，从整体而言，家庭收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巴东农村和忻州农村则有所不同，它们属于一般的农业型村庄，中老年人就业机会有限，年轻女性不打工就直接减少了家庭的现金收入来源。
三
可见，近年来农村部分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并非回到家庭的“僻静港湾”，除在一些女性地位被突然抬高的地方以外，大部分都不是为了个体的享受。现代化背景下家庭的功能性维度越加凸显，家庭成员要通过形成合力的方式共同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这意味着年轻女性向家庭的回归也不可能是生活性和享受性的。
回归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是另一种形式的付出，其目的是以更好的方式来支持家庭再生产，促进家庭发展和流动。当然，这一回归具有阶段性特征，她们通常是在子代教育的关键期（小学和初中）回归家庭，等到小孩上高中之后，大部分会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务工。
本文节选自李永萍所著《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
李永萍 著
贺雪峰 沈山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22年1月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不断渗入村庄，农民日益嵌入市场，且与之发生深度互动。作者通过驻村调研考察，挖掘潜藏于乡野日常下农民的生活逻辑及家庭的内在机制，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抽丝剥茧地梳理了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嬗变。此书所论聚焦于家庭领域的具体现象，如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之延伸至村庄、市场等场域，剖析相互间丰富而幽微的联动关系。流变的家庭既是社会从传统至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其发展变迁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