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婚姻家庭研究】
从“小保姆”到“家政工”
肖索未 陈 洁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阶段，惠城开荒保洁13825404095（宽泛意义上的）家政服务——母婴护理、儿童照顾、养老护理、家务保洁等——日益进入更多的城市家庭。作为高度进入私人家庭的有偿照料服务形式，家政服务关系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照料市场化过程中经济、权力、情感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扇窗口。
在我国家政服务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家政服务的意义、雇主—家政工关系建构等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转变，这背后不仅有市场逻辑的作用，也受到中国社会多种历史传统的影响。雇佣家政服务员不仅关乎家庭内部的照料组织形式和成员关系的变化，也涉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以及组织化力量的兴起。这正表明，对市场与家庭的关系的理解需要嵌入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里。
本期将围绕“家政服务关系”来推送一组相关研究论文，研究者们带着各自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工具探讨他们眼中的重要问题。我们以十年为界，粗略分为三个时段：1990年代中后期—2000年代前期、2000年代中后期—2010年代前期，2010年代中后期—2020年代早期，这大致与我国家政市场的发展阶段相符，以便从中窥探不同时期我国“家政服务关系”的特点，也粗略勾勒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1990年代中后期—2000年代前期：
“小保姆”与城乡、阶级关系
在这个时期，家政服务需求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从精英阶层到“市民化”发展的趋势。不同的中下层女性劳动者进入家政服务，而由外来的年轻农村女性所构成“小保姆”群体成为了重要的主体。研究者着重关注“雇佣家务劳动”的社会合法性之话语建构，将“小保姆”的主体性打造作为雇主—保姆关系的重点进行分析，探讨新时期的主雇关系与传统家仆制及社会主义劳动传统的断裂与勾连。一些研究侧重讨论了雇佣关系背后深层的阶层、城乡、性别关系的变革，而另一些则开始注意到了二者关系内部的复杂性。
1. 严海蓉，“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开放时代》，2010(06)：102-120；阶级的言说和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开放时代》2010(06)：121-139.
严海蓉的研究核心关注的是阶级、城乡和性别的关系如何交织在家务劳动雇佣的问题上。她主要的田野调查在1998—1999年进行，探讨了80—90年代从社会话语层面对家务劳动雇佣的意义重构以及在此背景下城市精英阶层对“理想保姆”的想象和对来自农村的小保姆的“主体改造”。
文章指出，在80年代，家务劳动内置的性别问题被置换成阶级问题——知识分子阶层负担的问题。在全社会推进现代化的目标下，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诉诸社会情理的呼吁，要求政府和社会关注，同情这批对现代化将有重要贡献的特定阶层。到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推进、社会生活日益商品化、私营部门的发展以及新富阶级的增长等，作为负担的家务劳动也经历了一个话语转变，从社会情理逻辑转向个人理性的价值逻辑。家务劳动成为个人化的时间管理中成本—收益计算的一部分，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和劳动日益被置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体系的底层。这些话语实践，都将引入另一阶层的女性——外来农村女性来进行家务“外包”的行为合理化。
在此背景下，严海蓉对90年代雇主们追求什么样的雇佣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理想保姆”的形象是新的市场逻辑（如“干活是为了挣钱”和素质话语）和传统美德（如“为人民服务”）的结合，而来自农村的女性“合该”做保姆，但却不是理想的保姆。雇主们认识到“合适的”雇佣关系需要培养外来家政工的新的主体，才能最大程度调动她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情感劳动付出。他们偏好没有被市场污染、“一张白纸”般的年轻农村女性，培养成“合适”和对雇主“一心一意”的保姆。家政女工劳动力的商品性质是雇主—家政工关系的主要方面，情感是必须的，但它从属并受制于雇佣关系。然而，通过家庭生活的再教育和劳动的再学习过程，对小保姆进行主体性改造，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2. 冯小双，转型社会中的保姆与雇主关系——以北京市个案为例，《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5-47.
冯小双的研究反思了阶级框架对分析中国社会中的“主雇关系”的局限性，探讨了等级制帮佣传统和社会主义平等个体的传统对当代雇主—保姆关系的影响。基于作者2002—2004年对家政女工和雇主的访谈，文章指出，在保姆和雇主的关系中，出现不同于旧时人身依附关系的“新质”，对人格平等的追求、对谈判资格的认可、对“弱者的武器”（如罢工、讨价还价、对雇主说三道四）的使用等，均成为家政关系中的常见内容；在非正规市场条件下，对雇工的污名化诋毁、人身侵害等现象固然存在，但为其提供资源、福利、发展机会（如资助上大学、帮忙找工作、节假日奖金）甚至情感支持等也不罕见。
文章生动呈现了雇主—保姆关系的复杂多样性，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着保姆需求的市民化，甚至出现二者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反转，从传统意义上的保姆依附主人日益变成（部分）雇主依赖保姆。主雇之间既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也有基于理性将对方视为利益共同体的“感情秀”等“善意的策略”，既有被照顾的老人、孩童和单身母亲等对保姆的“反向”依赖，还有类亲情的关系与互动的建立。因为照料关系的特殊性，主雇双方的互动，既体现出城乡二元格局下两个群体的结构性差异，也存在大量的个体间的相互博弈和妥协。
2000年代中后期—2010年代前期：
劳动的视角与亲密的陌生人
新世纪之交，随着国家将“家政服务员”纳入国家职业目录、修订颁布《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标准》、《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等举措，家政服务正规化的大幕徐徐拉开，家政公司逐步介入到对家政工的培训和管理中来。这时期的研究者开始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引入“劳动过程”和“情感劳动”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亲密的陌生人”、“虚拟家人”等概念也开始出现，更为理论化地探讨了雇主与家政工之间复杂的情感面向。
1. 苏熠慧，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社会》，2011:178-205.
苏熠慧的研究基于2009—2010年对北京市家政工的访谈，明确地以劳动过程理论为框架对家政服务关系进行分析，聚焦雇主与家政工之间的“控制”与“抵抗”。借鉴国际相关文献的洞见，文章指出，区别于传统主仆关系，家政工与雇主的关系具有并非从属（依附）、“公/私”二重性、在“依恋”和“职业感”之间游离的特点；区别于现代产业工人雇佣制度，家政工雇佣制度下的“照料”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旨在满足对方需要、不能生产出分离于工人自身的商品的情感劳动。其次，在对“全球化”、“社会不平等”和“情感商品化”视角做出检视与反思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家务劳动过程呈现出比其他类型服务人员更为复杂的阶级关系，也即，时间规训、区隔监视、情感管理等来自雇主的控制固然存在，但家政工也并非全无能动性，而是可以通过“炒雇主鱿鱼”、利用被照顾者的依赖、搭建前后台（由住家保姆转为小时工）等方式，来争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避免陷入“概念”与“执行”分离、身心分离的境地。
这篇文章也将家政公司放到“台前”，指出在家政公司刻意培训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下，家政工有时会将“职业道德规范”与“公民义务”、“自我发展”等挂钩，从而在博弈过程中主动让步、成为“模范”，但这种同意“提升”的想法和转让权力的行为，更多是妥协的结果。
2. Sun, Wanning.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Routledge, 2009.
孙万宁的研究聚焦于21世纪中期媒体话语和日常实践中的家政工作。该研究的重点调研时间在2005—2006年，作者指出家政工作为“亲密的陌生人”——在家庭内承担情感性劳动，但一直被置于家庭关系的外部，甚至被视为是对家庭安全的潜在威胁和对个人隐私的“入侵”。这种境地，一定程度上源于雇主对“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认知之间的矛盾与张力。雇主一方面希望将家务劳动外包，另一方面又受到日益兴起的“隐私”观念—家作为私人生活的场域——的影响，认为它不应该被外人“侵入”。
作为媒体和文化研究学者，孙万宁还讨论了在2000年代中前期出现的一系列关于保姆的“风险事件”的报道和讨论，将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家政女工建构为法律上无知、行为上无理性、身心没有规矩的形象，进一步引发雇主恐慌，对家政工采取进一步的监视、控制和规训。
2010年代中后期—2020年代前期：
职业化与多元性的可能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2010）、《家庭服务业指导意见》（2012）等政策的颁布，家政服务进一步产业化，组织性力量更加强化，内部也出现分化，一些工种开始建立起“职业”身份；与此同时，劳动者主体也由曾经的“小保姆”转变成以已婚已育的乡城流动妇女为主的“阿姨”。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关注到“公司”的力量，开始尝试探讨“雇主—公司—家政工”的三角关系，也将目光投注到职业化给家政工与雇主关系带来的变化，以及雇主和家政工之间建立起更为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及其社会条件。
1. 刘育婷、肖索未，“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04)：73-87.
刘育婷和肖索未的研究凸显了大型家政公司对家政工职业形象的打造及其对雇主—家政工关系的影响。该研究基于2018—2019年对家政公司的参与观察和对家政工的深度访谈，指出商业机构会界定雇主与家政工之间明确的职业界限，以避免雇佣双方关系的越界，进而塑造家政工的职业情感规则，建立起以“忍耐”为基础的“服务意识”。大型家政公司通过培训、情感疏导和认同培养等方式将商业化的关系界定和情感规则进行渗透，以此推动雇佣式的“外人”关系成为当代雇主—家政工关系的基础，并引导家政工在此基础上将“家人”情感进行工具化使用，以完成工作需要。
这种市场定义的雇主—家政工关系在家政工上户的实践中面临着多重张力，这与家政服务是在私人家庭中进行、高度卷入私人生活的特点分不开。这些张力体现为家政工在工作时投入“家人”情感和相处时保持“外人”身份之间的矛盾性，基于生活的劳动带来的“干活”和“相处”之间的模糊性。此外，不同雇主家庭乃至同一家庭不同成员对于与家政工关系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私人生活作为工作场所使得基本的人情逻辑隐形在场。长期的相处和亲密的接触使得市场化的雇佣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向私人关系转变，这可能会给家政工带来一些情感回馈和现实好处，但这种私人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双方社会地位高度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家政工需要付出额外甚至“超常”的情感劳动来换取对方所提供的物质、社会和情感资源。
2. 梅笑，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社会》，2020:111-136.
梅笑的研究基于2019年对月嫂和雇主群体的访谈。作者引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索照料工作者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创造积极的工作体验。研究发现，月嫂采用“深层表演”策略主动破除边界，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慈善”劳动。她们还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以便在与雇主的互动中争取主动。这两种策略都是劳动者通过构建象征性边界来挑战社会性边界、进而获得积极劳动体验的过程。
作者展示了建构有意义的雇主—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是月嫂劳动的一部分，而这些“边界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有助于月嫂获得更为积极的劳动体验，也往往能够带来更好的照料结果。文章还呈现了市场化照料中劳动者—服务对象之间关系的多重性，突破简单将家庭作为雇佣方处于强势、而劳动者作为被雇佣方属于弱势的单一认识，指出照料/照护活动里，被照护者往往处于身体弱势一方，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雇佣方”的弱势心理。在月嫂试图建构的象征性关系里，也不仅是表演“恭敬”、“顺从”、“充满爱心”的、居于低位的服务者，而且要扮演“育儿专家”等居于高位的权威性角色。月嫂的策略不是与产妇之间的权力争夺，而是利用和扭转家庭内部原有的权力关系（比如年轻夫妇和老人之间），凸显了劳动政治与家庭政治的交错。文章还对建构有益的雇主—家政工象征性边界背后的社会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3. 梁萌、李坤希、冯雪，资本之矛与劳工之盾——我国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本土化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022(02):23-44.
梁萌等人的研究基于2017—2018年对家政工的访谈和2020—2021年对雇主的访谈，探讨雇主—家政工之间可能存在商业化情感劳动模式之外的其他模式，从而有可能建立起二者之间更为良性的社会关系。作者反思了情感劳动理论所关注的情感整饰和异化在中国家政工雇主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指出不同国别的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传统是导致雇佣关系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强调在权力关系视角和专业化视角之外，还应注意本土化视角的指导作用。
文章描绘、分析了“自然情感模式家政工”的生成和维系机制，指出不同于主流的商业情感模式对资本控制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索取的客户”与“异化的劳动者”这一二元对立形象的预设，在中国“关系取向”“熟人社会”“互惠信任”的文化语境下，雇主和家政工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具有多元实践的可能，情感劳动可以成为家政工构建良好劳动环境的支持性资源（“劳工之盾”），而非只是资本控制和剥削她们的手段（“资本之矛”）。不过，文章也指出，如上自然情感的形成与维系，仍需依赖一定的工具性基础和长期小心的回应与沟通，须在一定程度上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且可能带来劳动报酬协商等方面的困境，故体现出一定的脆弱性、稀缺性。
轮值主编：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审 核：罗 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 辑：赵冬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