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惠州保洁13825404095其中首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如何立足国情实际，走好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报今刊发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相关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构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 张熠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闭门造车、拒绝国际经验，忽视各国老龄化的相似性和普遍规律，也不是机械套用，忽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老龄化方面的差异性和非典型特征。关键在于立足国情实际，系统把握经济、地理、文化和制度特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探索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治理路径。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实现从现象观察到理论提炼、从实践探索到制度创新的完整跃升，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实践方案和制度设计。
经济国情：发展中的老龄化
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存在本质差异。多数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进入经济低速增长阶段；而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特别是作为世界上人力资本积累最快的国家，充沛的发展动力使我国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并存的独特特征。这一特殊国情，深刻影响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设计逻辑。
在养老金制度改革方面，国际社会曾长期推崇个人账户积累制。20世纪80年代智利率先实施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这一模式一度被世界银行列为标准方案向各国推广。然而实践表明，现收现付制在中国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更得益于快速提升的人力资本。随着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显著改善有效弥补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对于一个人口结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快速转变的经济体，如果盲从他国经验而转向积累制，不利于老年群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人力资本对人口结构的“补偿效应”在养老服务领域难以显现。对于需要大量劳动时间投入的养老服务体系而言，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无法抵消数量减少的影响，反而形成双重压力：一方面适龄劳动力规模缩减直接减少照料资源供给；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提高又推高服务成本。当前养老服务机构普遍面临专业护理人员短缺与经营成本攀升并存的困境。破解这一难题，必须通过专业化培训、借助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带动用工成本和服务价格下降，才能激发和释放养老服务有效需求。
由此可见，若忽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不仅难以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更可能误判老龄化问题的本质特征。这一分析表明，中国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人力资本进步等特殊经济因素。
地理国情：人口流动中的老龄化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体现为时间维度的结构转型，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重构特征。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我国作为大国，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特别是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空间再分布，使得老龄化进程呈现出独特的区域异质性。这导致在整体人口尚未严重老龄化时，老龄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体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及川渝等地区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而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活跃区域则因持续的人口集聚效应维持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
老龄化在区域层面的异质性不仅影响了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也加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在这种背景下，仅依靠现有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已难以有效缓解问题。“人口流出-赡养负担上升-实际费率上调-劳动力继续流出”的路径会导致养老保险基金与人口流动的“恶性循环”。
解决这种区域老龄化问题需要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例如，提高社会统筹层次，由上一级或中央政府承担基本的养老责任。允许部分养老保险缴费由流动人口自愿按比例划转至其户籍地、家庭所在地或父母居住地，用于支持当地老年人的基本养老开支。通过基本养老服务随人走，一方面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候鸟式养老”、新型养老地产的发展，更充分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提供的丰富养老资源。
文化国情：家国同构中的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更是深层的文化命题。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尊老爱幼”“百善孝为先”的家国伦理。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的家国传统仍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韧性。尽管面临少子化、家庭小型化等挑战，但代际互助的传统依然稳固。父母支持子女成长，重视子女教育，子女赡养年迈父母，甚至普遍存在隔代照料、隔代赡养的现象。这种文化传承，使敬老养老不仅是道德要求，更为养老政策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社会情感基础。
当然文化并非万能，也无法替代制度保障。随着少子化趋势加剧、独生子女照护压力上升、女性就业角色转变等因素交织，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遭遇现实挑战，公共政策的托底功能亟待强化。文化的传承不应停留于表象认同，更要在制度体系与治理逻辑中得到深度体现。因此，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需要坚守“家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对文化国情的深刻理解基础上建构自主理论体系，将文化价值与现代制度有机融合，制定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东方智慧的治理路径。
制度国情：社会主义下的老龄化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抵御个体风险的屏障、纠正市场失灵的工具，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为社会稳定团结和谐提供了根本保障。
这一制度国情决定了我国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共担风险和共享发展利益的基本原则。西方国家曾长期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社会保障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功能一度被边缘化，过度强调个人责任、自由选择和市场机制。然而在多次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下，欧美国家也不得不重新重视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与风险共担的基本功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风险挑战，必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强化风险共担和社会团结，统筹协调代际和代内利益，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